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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与时代的艺术坐标重大题材美术创作40年

                                                             ——改革开放40周年当代中国美术系列报道

                                                                 《中国美术报》第116期

封面

  这是一幅描绘红军长征的油画,作品的名字叫《红军不怕远征难》,作者是油画家董希文。1955年,董希文为创作这一作品,特意随同八一电影制片厂摄制组重走长征路。在这次旅行写生中,董希文坚持与摄制组一起翻雪山,过草地,切身体会到红军当年的艰难困苦和英勇无畏。在整整半年的时间里,他沿途写生了250多幅作品,为创作积累了绝好的第一手资料。在这幅画中,董希文一方面表现了红军战士在经过紧张战斗后,相互依靠休息的疲倦感;另一方面又以吹短笛的战士突出了乐观主义的革命精神。以艰苦的物质生活与革命乐观主义精神进行对比,色彩上以冷暖色表现出困难与坚毅的反差。阴沉的背景,符合长征中实际的艰辛和困苦,而燃起的暖色调篝火,给人以希望和革命的豪情,既符合现实主义原则,又有革命主义的浪漫情怀。尽管在当时,这件作品因不同于大多数历史画创作的方法而遭到冷落,但今天看来无疑是重大题材美术创作的典范。

董希文 红军不怕远征难 布面油画 40cm×73cm 1957年

  确实,《开镣》《开国大典》《八女投江》《红军不怕远征难》《整风运动》《夜渡黄河》《占领总统府》等,这一系列人们耳熟能详的杰作,在中国现代美术史上早已成为一种坐标和丰碑。很多人在看这些作品时,被画中所表现的英雄形象或激荡人心的历史事件所感动,但也可能会忽略,这就是我们所常说的重大题材美术创作。重大题材创作的历史,可以回溯到新中国成立之初。当时的新中国美术面临两个重大课题:一是如何以宏大叙事与崇高性审美风格来表达中国共产党乃至近代以来进步力量为构建新型民族国家而奋斗的历史;二是如何通过描绘工农业成就来构建一个崭新的新中国形象。为适应这两大课题的要求,新中国美术不仅在题材、主题方面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也创造了追求崇高和英雄主义的叙事风格,从而迎来了一个名作、大作迭出的时代,正因为其崇高性与历史感,我们称之为“重大题材创作”。

潘鹤 艰苦岁月 雕塑 83cm×85cm×50cm 1957年

  最早的重大题材美术创作开始于1950年。这年1月,南京率先成立了革命历史画创作委员会。同年5月,中央美院也完成了文化部下达的绘制革命历史画的任务。其中著名的作品有徐悲鸿的《人民慰问红军》、王式廓的《井冈山会师》、冯法祀的《越过夹金山》、胡一川的《开镣》等。这是新中国最早的一批重大历史题材美术作品。1951年,中国革命博物馆组织画家进行历史画创作,此后陆续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革命历史画和雕塑作品,如吴作人的《过雪山》、李宗津的《飞夺泸定桥》、罗工柳的《地道战》、董希文的《开国大典》、王朝闻的《刘胡兰》等。第二次集中画家力量进行革命历史题材创作是在6年之后的1957年。其中,高虹的《毛主席在陕北》、艾中信的《红军过雪山》、董希文的《红军不怕远征难》、冯法祀的《刘胡兰》都是美术界所熟知的作品。除了1951年和1957年的两次革命历史画创作外,1959年(新中国成立10周年)和1961年还由中国人民军事博物馆、中国革命博物馆、中国历史博物馆组织全国的画家进行了两次重大题材创作,出现了如石鲁的《转战陕北》、詹建俊的《狼牙山五壮士》、潘鹤的《艰苦岁月》、王盛烈的《八女投江》这样的经典作品。此后,因为“文革”的爆发,重大题材创作几乎停滞,直到“文革”结束才恢复。

王盛烈 八女投江 纸本设色 154cm×392cm 1957年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改革开放的中国社会涌动新的思潮,也对重大题材美术创作提出新的机遇与挑战。相对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改革开放40年来的重大题材美术创作在创作手法、风格形态乃至主题选择上都出现了新的动向,而且也形成多元、丰富、繁荣的局面。在经历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低潮之后,21世纪以来,重大题材美术创作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不管是数量还是质量,较之改革开放初期都有了很大的提升,出现了诸如“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中华文明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一带一路’国际美术工程”等规模宏大的创作工程。与此同时,这40年来的重大题材美术创作在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诸多问题,比如图解式的表面化创作、缺乏真情实感、写实技巧不足、手法单一等问题。但不管如何,40年来的中国重大题材美术创作已经面临着一个全新的格局。

  转向与低潮

  “文革”结束后,中国美术界出现“伤痕美术”的潮流。这一潮流出现是由1978年8月11日上海《文汇报》发表的卢新华的短篇小说《伤痕》直接引发的,从文学界迅速影响到美术界。在美术界,许多歌颂“四五”运动、揭露和控诉“四人帮”罪行的美术作品随即大量出现。引人关注的作品有沈尧伊的油画《血与心》、古元的木刻《悼念和战斗的诗篇》、尹国良的油画《千秋功罪》、闻立鹏的油画《大地的女儿》、程丛林的油画《1967年×年×月雪》、王官乙的雕塑《玉碎》、唐大禧的雕塑《猛士——献给为真理而斗争的人们》等,通过对“文革”的反思乃至控诉,表达对美好生活和“真善美”的向往。

程丛林 1968 年×月×日雪 布面油画 196cm×296cm 1979年

  从政治标准到艺术标准的转向是这一时期美术创作的重要特征。1978年,国家提出了经济建设要按经济规律办事的思想,接着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改革开放”的总体目标。国家在经济层面开放搞活,整个社会的思想也在发生转变。伴随着思想观念的解放,中国的美术界也思考着如何从过去的束缚中走出来,更加贴近艺术本体的规律。于是,艺术形式问题开始受到艺术家的关注。从1979年到1981年,吴冠中连续提出了艺术中的形式美、抽象美和内容与形式的关系等问题,引发关注并在美术界乃至文艺界形成论争。吴冠中从“美与漂亮”“创作与习作”“个人感受与风格”“古代和现代,东方与西方”“意境与无题”等方面讨论了“绘画的形式美”,指出“美”与“漂亮”的不同。吴冠中提出的美的独立性问题,实际上讨论的是内容与形式的关系问题,触动了长期以来已经成为思维定式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式,激发人们对于形式与内容的思考以及对新的艺术形式的追求。正在此时,西方现代主义思潮蜂拥而至,席卷了整个文艺界。中央文史馆副馆长、中国文联副主席冯远将此概括为另一次“精神解放”。他在谈到改革开放初的艺术界时说:“我们知道文化艺术是非常敏感的。当时世界各国特别是一些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文艺作品被介绍进来,各种人文艺术观念纷纷面世,杂志刊物让人大有目不暇接之感,中国的艺术家突然觉得,原来艺术是可以用不一样的观念方法来创作的,面貌也可以是多种多样的。当时文艺界特别是年轻人,也包括我的这种兴奋之情是可以想象的。”

  这似乎是一个号角,它促使中国美术界从“伤痕美术”的现实主义风格中摆脱出来,开始进行多样化的语言实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为手法的主题性创作在此时进入低潮期。中国美术家协会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秘书长徐里评价道:“这一时期,我们受到外来的影响比较大,以一种外来的文化评价标准,来模仿、学习,甚至是重复西方。在这段时间里,主旋律创作、重大历史题材的作品是相对比较少的。”在“伤痕美术”迅速结束之后,“八五新潮”接踵而至,它用眼花缭乱的形态和观念将全国的艺术家席卷进来,几乎没有艺术家不在研究现代主义艺术,在此背景下,重大题材创作被冷落了。这其中的原因是什么?当然有艺术观念转变的原因,但也有创作本身的问题。中国国家画院副院长、理论家张晓凌认为,“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我们的主题性美术创作还是延续五六七十年代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道路,直到第七、第八届全国美展上还是这个状况,美术界对此不是很满意,也有很多批评意见。‘八五新潮’之后,多元并举的艺术形态逐渐代替了单一化的艺术观念,现实主义创作面临严峻的考验,对于重大题材美术创作的兴趣和能力都丧失了。因为没有这种诉求,思想上又跟着西方现代主义观念跑,所以导致上述这样一个低潮期的出现”。实际上,从1980年的第五届全国美展开始,国画、油画、版画、雕塑的革命题材创作都在持续减少,以至于1983年文化部和中国美术家协会不得不发出《关于创作革命历史题材美术的通知》,呼吁:“如不趁着许多革命老同志健在,对于革命斗争生活有亲身经历的老美术家尚能工作之际,及时抓好这方面的工作,将会在革命历史画创作方面留下一段难以弥补的空白。”但这样的呼吁并没有起到好的效果。我们现在回头检视20世纪80年代的重大题材美术作品时,明显能感受到这样的低潮:除了伤痕美术时期出现的一些作品可以称得上是主题性创作,实在找不到几件令人印象深刻的重大题材创作了,更不要说名垂美术史册的大作了。

1985年在黄山召开的油画艺术讨论会开启了新时期的油画创作征程,图为与会人员合影

  在1980年代,沈嘉蔚的《红星照耀中国》是为数不多的优秀重大题材美术创作之一。这件作品在1987年的“八一”建军节上展出,引起不小的反响。在宽11米、高2米的尺幅上,沈嘉蔚描绘了124位人物,以群像的形式表现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红军将领、战士的集体相貌。这幅画在创作上接近于自然写实主义,与“文革”时期的“红光亮”风格有截然不同的区别,更接近于伤痕美术的风格。中国艺术研究院美研所原副所长郑工注意到了这一点,他认为,“新时期以来主题性美术创作有一个倾向不得不引起关注,即创作中的主体意识与观看策略的变化,即创作主体如何走出‘神话’的迷雾,以‘平易近人’的姿态,构建双重视野下的艺术创作对话现场。”摒弃“高大全”的塑造方式,将领袖人物从神坛上请下来,使之成为有血有肉的人,同时又不失伟大人格,这就是郑工所说的,走出“神话”的迷雾。这在崔开玺的《长征路上的贺龙与任弼时》一作上有所体现的。在这幅画中,开国将领被画家还原为有血有肉的普通人,在平静的冷色调中,一坐一立的两人专注于水中的鱼儿,战争的硝烟暂时远去,留给观众的只剩下艰苦生活的况味。在描绘先烈方面也有了很大的改变,比如贾涤非、胡悌麟的《杨靖宇将军》将杨靖宇牺牲后的情景毫不掩饰地描绘出来,残酷而壮烈,全然颠覆了过去塑造英雄的模式。另外,以重大历史事件为题材的半景画和全景画在80年代也是重要的组成部分,比如1988年7月完成的半景画《卢沟桥事变》和1989年10月完成的全景画《攻克锦州》。这两件作品尽管是为卢沟桥抗日战争纪念馆和辽沈战役纪念馆所创作的,但其中所体现出的艺术要素,和我们所说的重大题材美术创作并无二致。然而,这样的大型主题性创作在前卫思潮甚嚣尘上的80年代,也没有引起多少注意,这多少跟这些创作的写实手法及现实主义风格相关。

崔开玺 长征路上的贺龙与任弼时 布面油画 84cm×94cm 1984年

沈嘉蔚 红星照耀中国 布面油画 198cm×1098cm 1987年

  在中国画领域,重大题材创作也很少。给人印象深刻的作品有杨力舟王迎春的《太行铁壁》,蒋兆和的《杜甫》,马振声的《爱国诗人陆游》等,它们与《长征路上的贺龙与任弼时》《杨靖宇将军》《瞿秋白》《曹雪芹》《中山先生》《敬爱的元帅》等油画作品都是第六届全国美展的获奖作品。这届美展上共有236件获奖作品,其中主题性创作约20件,所占比重极小。这些作品在手法上基本延续了现实主义的写实手法,但去除了过去那种“高大上”的创作风格,更加平易近人,具有人情味儿。这些特点在郑工看来,“其所得,在于其获得了一个‘亲民’的视角;而其之所失,是不再有那么宏大的气势与拔地而起的崇高感。”

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收藏了新中国以来大部分的主题性创作

  重大题材雕塑创作多是为革命纪念地创作的纪念性作品,比如叶毓山、伍明万的《遵义红军烈士纪念碑》,江碧波、叶毓山的《歌乐山烈士群雕》等。其次是伟人题材作品,多是写实性的现实主义风格。曾竹韶的《孙中山》就是一例。这件高305厘米的孙中山塑像昂首挺胸,目视前方,神情坚毅安详,符合典型形象、典型风格的要求。程允贤的《邓小平像》也属于这一风格。不过在形式上,雕塑作品开始出现突破的迹象,像邢永川的《杨虎城将军》、田世信的《谭嗣同》、曾成钢的《鉴湖三杰》、霍波洋的《赵一曼》都一定程度摆脱了写实的桎梏,有了变形的影子。即便如此,这样的主题性创作在80年代数量也是十分有限的,美术界更热衷于新形式、新材料、新观念的实验,传统的主题性创作在各类大展中比重越来越小。以第六届全国美展的雕塑作品为例,227件雕塑作品中,革命历史题材的作品仅28件。第七届美展中的这类题材占比更小,表现革命领袖题材的只有8件作品,表现普通人生活的“小题材”则大大增加。

  其他画种也一样。第七届全国美展获奖作品共229件,但能称得上重大题材创作的仅有何家英的《魂系马嵬》、李伯安的《日出》、孔维克的《公车上书》、邵增虎的《任弼时》、杨参军的《历史的残页》、沈尧伊的《地球上的红飘带》等为数不多的几件作品。这对于数量庞大的全国美展作品来说,显然是远远不够的。重大题材的消失与日常题材的大量增多形成反差,个人化体验的作品悄然形成主流,个人化、实验性是整个80年代的两个关键词。自然,艺术家在新思潮的鼓动下,热衷消解崇高感,追求个性解放,也无可厚非,但就像冯远说的那样,“都在搞个性化、私密化的创作,甚至流于技术化、形式化。”这是不是也成为回到另一种单一化呢?

贾涤非、胡悌麟 杨靖宇将军 布面油画 180cm×160cm 1984年

沈尧伊 地球上的红飘带(局部) 连环画 1984年

  衰落与恢复

  到了1990年代,艺术市场出现了,对艺术家来说,这是一个重要的转折期。过去只是在美术场馆展示的艺术作品现在可以堂皇地出现在拍卖会上,这一方面刺激了他们的创作欲望,也进一步把大量的艺术品推到了人们还很陌生的艺术市场上,“拍卖”成了画家口中最新的词汇。新古典主义、新文人画、传统写意画开始得到画廊和拍卖会的青睐,而重大题材美术创作呢?似乎依然乏人问津。据记者调查,在整个九十年代,还没有一个系列性的重大题材美术创作,只有一些相对零散的主题性创作,比如抗洪抢险主题创作、香港回归主题创作等,这都出现于全国美展和纪念性展览如“建军70周年美展”中。即使是在五年一次的全国美展上情况也不容乐观。比如在1994年的第八届全国美展中,200件雕塑作品中能称得上是重大题材或革命历史题材的只有15件。全部获奖的498件作品中,重大题材美术创作(包括历史画)不超过20件。

  有趣的一点是,九十年代的重大题材美术创作多半由部队画家完成,这似乎可以看作1990年代重大题材美术创作的一大特征。中国美协副主席、军旅画家李翔谈到这一特点时说:“部队美术家由于其特定的职能,大型创作活动十分频繁,长期的实践和合作,使他们掌握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协同创作的经验和技巧。在集体创作中善于取长补短、各施所长。许多具有现实感、历史感、使命感的大型现实题材、历史画、半景画、全景画均由部队画家独立完成或积极参与完成。”1998年12月,在中国美术馆举办的“全军美术展览”上展出200件作品,门类涉及油画、国画、版画、连环画。这个展览中具代表性的主题性创作《检阅》是描绘国家领导人视察海军官兵的大幅油画,作者花费了9个月的时间才完成,从中可见其以写实的语言表现宏大场面、把握大画面的高超能力。其他如《人民军队的缔造者》《待发》《大敌当前》《小分队》《大山深处》《大河上下》等作品“都是这种素质和能力的突出表现”。在这次展览中,以抗洪救灾为主题的作品也有不少。其中,游健的《铁壁》、廖宗怡的《将军与士兵》、陈树东的《驰援》、于圣龙的《斩孽龙》、崔泉溪的《98长江抗洪图》、顾建国的《1998·夏》、邹立颖的《江河作证》、王界山的《洪峰过后》、许向群的《回望家园》等,多以群像的形式表现出军民在面对洪水时的坚毅奋斗精神,这些创作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当时重大题材美术创作的守护者。

陈树东 驰援 布面油画 85cm×170cm 1998年

  另一较为集中的主题性创作体现于1997年在中国美术馆举办的“庆香港回归美术展览”中,这次展览集中展示了“回归”这一主题。这次展览的人物画比较突出,比如胡振宇、许江井士剑、崔小冬创作的《百年沧桑》,描绘了第二代、第三代领导集体的肖像。另一方面,回顾百年来的香港历史也是画家们钟情的题材,代表性的作品是郭震乾代大权等人合作的版画巨制《香港回归风云纪》。这幅丝网版画以写实的手法和超现实的构图,完美地将香港百年沧桑变迁的图景表现了出来,艺术感染力很强。

  1990年代的重大题材创作在手法上较好地秉承了老一辈画家的写实手法和现实主义精神,但在艺术效果上并不尽如人意。中国油画艺委会原主任、油画家詹建俊说:“新时期以来,艺术创作的风格多样,艺术家的追求也多样了,但重大题材创作能力就显得不足,有些作品从艺术创作角度看水平还是不够。”美术理论家水天中则谈到了其背后的问题:“这些作品承接了老画家在这方面的经验,又力图在艺术形式上有所突破,但作者综合素养方面的限制使许多作品流于表面化。对庄严、昂扬的精神追求永远不会过时,但在数字化图像时代,仅仅再现某一事件的场面或历史人物的形象,已经不是绘画艺术的优势所在。”这一看法在艺术市场方兴未艾的1990年代反映了很多研究者的观点,也道出了这10年来重大题材美术创作的尴尬境遇。这一状况还可以1999年的第九届全国美展的获奖数据来佐证。这届美展获奖作品共67件,包括金银铜三个奖项,其中,能称得上重大题材创作的只有《世纪潮》《98记事》《检阅》《畅想》4件作品而已。这已经明白无误地说明了重大题材美术创作的衰落——不仅体现在数量的锐减上,更体现在质量的严重下降上。

  这种衰落的情形一直持续到2000年前后,直到21世纪初国家开始启动重大题材创作工程开始,才彻底扭转了这一局面。

  繁荣与问题

  “   从2009年到2012年,中国的艺术品市场井喷式地增长,甚至一度超过美国。当艺术家们突然意识到,一定要在市场中卖出个高价,才能真正成名,才能在中国美术史上奠定地位的时候,我们又在向另外一个极端发展,这是很糟糕的。相当多底子很好的中青年艺术家,因为一路跟风,跟着商品化市场,导致他们作品中的气息都不对了。”冯远在谈到他所组织实施的百年重大题材创作时,这样告诉记者。实际上,大约从2003年开始,中国的艺术市场进入快车道,画廊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出现,艺术拍卖日趋活跃,这又带来新的热流,把中国艺术家再一次裹挟其中。这种高烧似的情形一直持续到2012年底,推动中国艺术品的价格不断攀升。在此背景下,如何把画卖上个好价钱,成为很多艺术家的梦想。

  对于这种现象,冯远是十分反感的,这也是他参与组织“重大题材美术创作工程”的初衷。这个创作工程始于2004年4月文化部启动的“近现代(1840—2003)重大历史题材大型主题性美术创作研究工程”,后正式定名为“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2005年8月,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选题经中宣部审核通过。10月,经财政部审核,该美术创作工程获国家财政1.0156亿元专项资金。2006年7月,申报工作基本结束,共收到全国各地文化厅(局)和美术单位及海外艺术家申报选题600多件,参与申报的艺术家超过1000人。2007年,文化部、财政部联合发布《国家重大题材美术创作工程入选创作者名单》,共确定创作者115组,分别完成106个选题的创作。其中,国画创作作品40件,油画创作作品55件,雕塑创作作品20件。2009年9月,“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作品展”在中国美术馆开幕。这项工程中,出现了很多写实性的创作,比如陈坚的《共和国的将帅们》,陈科的《詹天佑修京张铁路》,冯远杜滋龄、房俊涛、鲍凤林的《武昌起义》,何红舟、黄发祥的《启航——中共一大会议》,梁明诚的《1945·重庆》,全山石、翁诞宪的《义勇军进行曲》,唐勇力的《新中国的诞生》,王洪亮的《红军长征的将领们》,等等。但显而易见,这次工程基本没有脱离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显得较为单一。

陈坚 公元一千九百四十五年九月九日九时南京

布面油画 220cm×600cm 2003年

  不过,两年之后的中华文明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这一状况。关于这一工程的源起,冯远说:“当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创造性转换、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时,我就想既然百年重大题材能做完,能不能以中华文明5000年的文化历史为题材也做一次创作呢?”这促使他去争取文化部和财政部的支持,进行中华文明历史题材美术的创作工程。从2011到2016年,历时5年,这一工程最终完成,共有146件(组)作品得以在国家博物馆展出。其中,中国画约占35%,油画占约35%,版画约占10%,雕塑约占20%。其中的题材以文化、科技发明为最多,内容涉及历史上的诸多重大事件,比如尧舜禅让、文王兴周、商鞅变法、秦始皇统一中国、文景之治、唐太宗纳谏,也有不少关于战争的题材,如秦王扫六合、楚汉相争——鸿门宴、赤壁之战、成吉思汗与蒙古铁骑、戚继光抗倭、郑成功收复台湾等。此外还有一些丝绸之路的题材,如张骞通西域、文成公主和亲、玄奘取经、鉴真东渡、郑和下西洋等。跟此前的百年重大题材创作工程一样,在这一工程中,人物画创作仍是最为突出的,优秀作品不少,比如王宏建创作的《鸿门宴》,描绘了九位神态各异的人物,将鸿门宴上“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的含义以写实的形象表现了出来。林海钟师生创作的《鉴真东渡》将传统的构图技巧与笔墨语言运用到创作中,形成古今相融的艺术效果。任惠中的《文景之治》吸收了汉画像石画像砖的特点,画面形象朴拙厚重。戚序、肖力等人的《中华营造法式》以传统的版画技巧构建画面,融古入今,十分新颖。李象群的《元四家》以简逸的语言塑造元人的风范,也体现出强烈的个人化风格。较之以前,在语言和风格上有了拓展。

中华文明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启动仪式暨新闻发布会现场

王宏剑 楚汉相争——鸿门宴 布面油画 230cm×560cm 2016年

戚序、肖力、龙红、张兴国、贾国涛 中华营造法式 版画 274cm×445cm 2016年

周吉荣 北京古观象台 版画 270cm×440cm 2016年

  打破创作形式的单一化,在2017年7月27日举办的“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全国美术作品展览暨第13届全军美术作品展览”上也有所体现。此次展览共收到7000多件美术作品,经过初评复评和终评的筛选,共评出入展作品531?件,同时特邀展出部分经典作品和评委作品共600余件,门类涵盖中国画、油画、版画、雕塑、装置、水彩画、宣传画和连环画等。装置作品的出现,是这次全军美展的一个亮点,也说明重大题材美术创作的宽容度越来越大。徐里认为,重大题材美术创作手法上应该是多样的,“就是架上绘画,现在还是有很多新的表现手法,可能是具象的,可能是意象的,也可能是表现的,甚至是抽象的。”这一点在2017年9月24日至10月15日的“2017·第七届中国北京国际美术双年展”上表现更为明显。本届展览有100多个国家的艺术家参与,展出作品共有600多件。尽管还是以传统的架上绘画为主,但无论是展评形式还是创作形式,都有了“国际范儿”。

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全国美术作品展览暨第13届全军美术作品展览研讨会现场

  在创作的国际化上,中国国家画院主办的“一带一路”国际美术工程可谓成效显著。中国国家画院院长杨晓阳介绍:“‘一带一路’国际美术工程缘起于2011年的‘六大题材工程’,这个工程原来有六大部分,分别是黄河、长江、丝绸之路、郑和下西洋、万里长城、大运河,总主题为‘祖国’。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后,我们将其更名为‘一带一路’国际美术工程。‘一带一路’和‘丝绸之路’是有区别的,一方面是内容更全面,另一方面则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组织‘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共同来创作从古至今丝绸之路美术题材的契机。”2014年至今,进行了20余次的汇看会议。参加“一带一路”国际美术工程的国内外画家共233人,送交草图338件(组),涵盖198个选题。来自法国、德国、美国、英国、意大利、西班牙、埃及等42个国家的146位艺术家送交了作品共200余幅。最终评审出264件作品(包括部分草图)。其中,国内艺术家送交的200件,海外艺术家送交的64件。2018年6月,中国国家画院完成了“一带一路”国际美术工程的终审。该项目不仅列入了《文化部“一带一路”文化发展行动计划(2016—2020年)》,还成为国家财政部重点支持的项目。预计到2018年底,第一批创作将面世。

2017年,文化部国家重大题材美术创作项目全国美术院校系统创作申报工作会会议现场

  大场面的构图和大制作在“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0周年——全国中国画作品展”上成为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特点。主办方为此次展览专门组织创作了9幅2米乘5米的作品,包括徐里谭乃麟创作的《不忘初心,坚持“一国两制”,香港的未来一定更美好》,李翔、杨文森、张蕊创作的《香港回归二十年发展成就巨大》,刘健创作的《省港大罢工》,刘泉义创作的《香港与抗日战争》,苗再新创作的《英国侵占香港》,陈钰铭创作的《虎门销烟》,王珂创作的《辛亥革命与香港》,香港画家萧晖荣创作的《东方明珠》等。

  与上述的展览都不太相同,2017年10月推出的“最美中国人”创作以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宣部宣传发布的“时代楷模”“重大典型”等为内容,集中全国的42位艺术家创作了22幅大型油画和中国画。这一系列创作的对象是当代人,因此,更贴近现实、贴近百姓。其中如王晓明、张伟时、王洪章、郭旗的《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黄大年》、骆根兴的《东风第一枝——火箭军某导弹旅》、宋克郑艺的《大国工匠——徐立平》、王颖生的《把身影根植在群众中——尕布龙》、刘庆和的《春风村的领路人——王家元》等,都是以百姓熟悉的当代人物为蓝本的。

  短短几年中,重大题材美术创作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除了上述的几项规模宏大的创作工程外,2018年,由中央文史研究馆、中国美协承办的“中华家园美术创作”已经全面启动,并经过一、二轮评议,进入深化创作阶段。由原文化部组织实施的“中国共产党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国家重大题材美术创作工程”也已启动。这预示着,重大题材美术创作不仅不会虎头蛇尾地运动式结束,还会持续并深入地推进。徐里说:“从十八大以来,我们在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方面从没有停止过脚步,任务重、责任大、压力大。这既是一个调整期,又是一个创作高峰期,需要给国家贡献一批精品力作,力争解决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座谈会上提出的一些问题,特别是从高原到高峰的问题。”

  从高原到高峰,既是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期望,也是美术界有识之士的愿景。新中国成立的60多年来,中国的美术家呕心沥血,竭力推动美术的发展。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但也有不少问题亟待解决,这也包括繁荣起来的重大题材美术创作。

  就当前重大题材美术创作的问题,张晓凌总结了三点:“一、对题材的历史价值、政治价值,乃至美学价值缺乏认识,题材蕴含的意义没有深入挖掘,创作表面化、浅薄化。二、缺乏对历史和情感的诉求,对所创作的题材缺乏深厚的情感,所以不能进行深入的思考和反思。三、呈现重大题材的手段尽管不再单一化了,但还不够多元,这体现在创作手法突破的不多,写实手法的再现能力下降得很厉害,营造场景的能力下滑。”

  现实确实如此,缺乏对创作对象的深厚情感,缺乏挖掘题材的深意,怎么能创作出感人的作品来?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重大题材创作为什么感人?詹建俊如此回答:“这些艺术家因为经历过血与火的战争年代,很多人是亲历者,熟悉这些重大事件,所以能创作出感人的作品。”打动人的作品首先是要有深刻的含义和深厚的情感,这不是场面大、画面繁琐就可以达到的。中国油画学会秘书长、油画家张祖英直言不讳地说:“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在于注重宏大的场景,好像作品是否重要是以幅面的大小、人物的多少来体现的。似乎不这样就不重大。这是目前的一个通病。”他还具体分析了某些重大题材创作乏力的原因:“一个是给的时间紧,在规定时间内要画规定的超大尺幅;二是未能深入理解这个题材的精神。”甚至在有些画家那里,重大题材创作就是一个活儿。中国国家画院副院长纪连彬则认为:“从创造本身来说,不能与我们这个时代脱节。重大题材美术创作只不过是题材与其他绘画不同而已,它首先是艺术品,只有把它当做艺术品,才会有审美意义和审美价值。”

  近十多年来,国家对重大题材美术创作的投入不谓不大: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投入1.015亿;中华文明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投入1.5亿;“一带一路”国际美术工程投入1.9亿。如何将国家的支持转化为艺术的成果,是中国美术界所要考虑的问题。张晓凌在谈到这几年重大题材美术创作的成就时说:“我们这个族群很大,历史很悠久,能够讲述的东西太多了,我们需要重大题材创作。”四川大学教授林木也说:“一个泱泱大国不能没有重大主题性创作。中国美术界也仍然有一批对国家对历史充满激情和创作热情的艺术家,这几次重大主题创作中仍有不少优秀之作就是明证。”

  重大题材美术创作成就不容置疑,虽然有诸多困难还需去克服去消解,但能确定的是,其未来值得期待。

——本期策划 撰稿 陈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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